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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22 10:22| 客户: 杂志天下李静| 评论: 0 |来自: HACCP

食品安全治理的国外研究述评

摘要: 食品安全治理的国外研究述评

食品安全治理的国外研究述评

2014-08-19 HACCP

信息来源:杂志天下(作者可能叫李静,如涉及版权,请及时提示,定尽快删除

在当今社会,食品安全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公共问题。近年来,基于现实考量,国外学术界以及实务界从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食品安全各利益相关方、食品安全治理对策这三个维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一、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对于食品安全影响因素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美国著名学者Kinsey教授认为食品链中的每一个环节均与食品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并总结了影响食品安全的七个方面:一是化肥农药、生长激素等在种养殖过程中施用所带来的影响;二是农业环境资源,如空气、土壤、水等的污染;三是转基因等新工艺、新技术、新原料带来的食品安全不确定性;四是食品添加剂在农产品加工及储存中的违规或超量使用;五是假冒伪劣、违法生产等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六是微生物导致的食源性疾病;七是科技进步对食品安全的控制及技术带来的新挑战[1]。Christos Fotopoulos和Dimitrios Kafetzopoulos运用帕累托分析,确定了HACCP中11个关键因素,占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76.03%,其中首要的四因素均与雇员密切相关,由此可见雇员对有效实施HACCP至关重要,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2]。

二、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研究

具体而言,食品安全各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食品生产者、食品消费者以及食品监管者。Annandale通过研究指出,企业对安全食品的供给动机受企业管理战略的影响,其中组织学习、公司文化、规制类型、强制力度、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等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些学者则非常关注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Markelova,Hellinetal,Kaganzietal等发现小农户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与超市、速食店等高端市场建立稳定联系等方式可以有效保障食品的安全性[3]。还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影响消费者购买食品行为的因素,Smith和Riethmuller的研究显示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与年龄及收入水平成正比。Mclntosh等人通过研究证明,消费者的亲身经历会影响其对于食品安全的认知,其受到不安全食品侵害的经历会为其更加理性的消费选择积累经验、教训;另外,他们还发现媒体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消费选择,且电视的影响力更大。国外学者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了。Ritson & Li 认为由于风险信息的不对称性,食品安全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食品安全的社会成本增加,所以市场经济几乎不可能提供最适宜的食品安全。Holleran等在前人基础上,如阿卡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及科斯等关于社会成本、交易费用的研究,分析了食品安全的交易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激励 [4]。Pornlert Arpanutud、Suwimon Keeratipibul、Araya Charoensupaya、Eunice Taylor建议政府通过食品安全政策的规划,对高级管理者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使其对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将为其带来的潜在收益加以认知,此外,他们还证实了政府信息传递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法及对策

2004年10月,“第二届全球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论坛”达成的主要共识包括:一是国家必须关注消费者权益;二是要构建国家层面的食品安全信息组织;三是要强化中央与地方之间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互动、交流、合作;四是鼓励政府在适当范围内与民众分享食品安全政策;五是敦促各国尽快加入国际食品安全部门网络(INFOSAN);六是要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引入生物反恐[5]。

也有学者从建立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这一维度进行研究。如Adrie,J.认为,必须满足“操作一致、国际交流、信任、透明性、与行政过程分离、以结论为中心”等条件,才能促进控制链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而只有合作的达成才能保障控制链的有效运行[6]。Rolf,M.通过对欧洲未来食物链的发展远景进行比较分析,从技术上、行政上、社会发展上总结了三种不确定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

四、简要评析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不难发现目前国外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研究尚存“四多四少”几方面不足:

一是经济学视角关注多,而公共管理视角关注少。通过综述,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大多是从经济学这一学科视角切入进行相关研究。诚然,食品安全确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确,食品安全关涉公众基本福利,关涉社会稳定,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亟需其他学科,尤其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学术关怀。

二是对于政府的关注多,而对于其他参与主体的关注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相关者甚众,除了政府与食品企业以外,还包括消费者、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国外学者虽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所研究,但多是以经济或利益视角切入,从利益博弈的维度加以审视。而要治理或缓解食品安全问题,除了利益博弈外,更要多方参与,实现食品行业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必须将企业、消费者、行业协会等视为治理主体加以考察,改变传统研究视域下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推动实现多元参与。

三是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关注多,而关注中国的少。现有国外研究大多选取欧美等发达国家为研究蓝本进行理论探析,并设计解决问题的技术模型。这些研究虽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研究成果是否具有普世意义尚有待实践检验。必须清醒认识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社会背景、国民习性等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模式选择具有决定意义。对于国外研究,我们唯有坚持批判地借鉴,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方能找到适合中国的可行模式。

四是定量研究多,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少。在研究初期,国外学者亦将注意力置于概念界定与外延明晰等基本理论的研究之上,但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整体转向,定量研究迅速占据食品安全研究的主战场,大多数学者惯于选择样本企业或目标群体,运用定量技术,构建模型。毋庸置疑,基于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不容忽视的是,作为社会问题的食品安全,牵涉诸多价值分析与主观判断,仍无法超脱必要的定性分析,如市场内的信任体系建设、食品生产者的道德培育等。故而,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中,必须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二者皆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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